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谷一桢合作论文在JUE发表，给出基于通勤的中国都市区定义

近日，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副教授谷一桢的合作论文“China’s Commuting-Based Metropolitan Areas”（《基于通勤的中国都市区》）在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（Volume 144, November 2024, 103715）发表。论文合作者为香港浸会大学陈婷副教授和普渡大学邹奔副教授。

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创刊于1974年，是实证微观经济学领域的领航期刊之一，也是城市经济学领域的顶级期刊。期刊专注于与城市和地区经济行为相关的研究，包括城市发展、房地产市场、交通运输、环境经济学和区域政策等。2024年，期刊的影响因子是5.7

过去几十年中，城市化在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，也激发了人们对研究中国城市的浓厚兴趣。然而，中国并没有一个被广泛接受的都市区定义。几乎所有研究都不得不依赖行政边界，而这些行政边界通常无法准确反映一个城市的经济辐射范围，以及不断扩张的城市区域。

作者利用手机定位数据在精细地理层面上获取的通勤流量，首次对中国基于通勤的都市区进行了划定。这些都市区的大小分布遵循幂律（Power law），即较大的都市区拥有更多高技能就业者、企业生产率更高，并提供更高的工资溢价。与美国、巴西、墨西哥等国相比，中国基于通勤的都市区展现出一些显著特征。首先，通勤时间和距离都很短，且很少跨越行政边界；其次，相对于中国的国土面积而言，中国的都市区规模较小，且都市区规模与行政层级高度相关。作者还讨论了可能导致这些特征的现有政策，如地方公共财政的碎片化以及各地的耕地指标。

基于通勤的都市区与其他定义下的中国城市存在显著差异。这样的差异也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。在经济发达地区如珠江三角洲，基于通勤的大都市区通常会“吞并”邻近管辖区的部分地区。在不太繁荣的地区则正好相反。例如，重庆基于通勤的大都市区仅占该市（行政定义）人口的40%和面积的20%。

对于政策制订者，通勤都市区对公共产品如地铁、公交的提供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。对研究人员来说，如果需要基于地方劳动力市场定义的中国城市，基于通勤的都市区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工具。研究人员可以根据需求自行选择合适的阈值，施加人口或密度等额外的限制。

作者简介：

谷一桢

谷一桢，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副教授，加州大学（伯克利）博士，主要研究领域为城市经济学、交通经济学、应用微观经济学等，曾在American Economic Review: Insights、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: Applied Economics、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，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、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等国内外重要期刊发表论文多篇。